得了中央的“大礼包”，深圳下一步会怎么走？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回望历史，深圳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披荆斩棘，勇立潮头。

在新形势下，深圳该如何续写“春天的故事”？围绕相关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樊鹏。

【采访/观察者网 吴立群】

观察者网：四十年来，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您如何理解深圳特区的政治意义？

樊鹏：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深圳特区的发展实现了五大历史跨越。深圳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我们国家在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历程中的一个奇迹。

今天的深圳，人均GDP已达到3万多美元，是全国最高的。而且我们知道全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人均GDP水平是35000美元左右，所以深圳是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面对深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人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深圳？怎么理解深圳的这种发展和崛起？

在我看来，深圳之所以能创造出现在的成绩，一方面是当时中央给了深圳一定的政策空间，让它有了灵活创新的空间和政策保障。

正如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样，深圳就获得了一定的政策自主空间。

这个空间，在刚开始的时候，避免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政治传统的一些弊端，成为一个吸收新的资金、人才、技术、新理念的高度开放的制度“容器”。

如果我们联想到蛇口工业开发区，联想到1992年干部分流南下，联想到“外来妹”，联想到大学城的人才集聚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等等，实际上会发现深圳发展成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空间，一个独特的政策试错空间和改革创新空间。

这个空间经过深圳几代创业者和拓荒者持续努力，有了今天的局面。最终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的窗口，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的“先锋试验区”，成为了中国特色制度优势最显著的一个版块和区间。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总部基地片区以及深圳湾片区，图自新华网

我前几天还看到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来到深圳，对话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他就提出：40年以来，深圳都是一个创新的城市，它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而且它愿意相信年轻人，而且给年轻人机会去创造新的东西。但深圳已经经历了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的转变。先行示范，你不光要先行，而且要做出示范，而且要成功。深圳责任重，压力大。

另一方面，我觉得理解深圳的政治地位，还不能仅仅从深圳的创业精神、先行先试来理解，也要意识到它的发展不是完全自发的。从我们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深圳也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一手缔造的一座城市。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深圳是“中央信任、大胆授权、培植实验”的产物。作为改革发展的窗口，它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政治改革和治理改革的实验区。深圳从来没有脱离中央的特定任务和战略定位，它是承担着使命的，是中央放出去的一个“风筝”，用以探索改革开放事业持续推进的正确方向和有效路径。同时，中央也一直在给予深圳支持和政策保障。

邓小平同志当年曾说希望深圳“杀出一条血路”，今天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角色一如既往，深圳在新时代面临新的使命，它是全面深化改革综合试验区，不仅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创新，还要在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甚至政治领域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

总的来说，深圳的成就既是地方探索与改革创新精神的胜利，深圳改革开放40年最核心的经验可以说是敢闯敢试，但深圳的发展崛起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道路的胜利。深圳的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了摸着石头过河跟顶层设计相结合，这其实也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观察者网：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深圳也多次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深圳特区的治理有哪些独特之处？

樊鹏：2019年全国工商联针对全国各地代表性的知名企业家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样本多达12万6千份。结果，深圳被这些企业家认为是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第一的城市。这和深圳的行政体制、政策环境的关系分不开。

我有一个朋友，深圳社科院副院长谢志岿曾向我谈到一个观点，他认为深圳是三种奇妙事物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