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临沂艾滋病家,gujiaguo庭 一对艾滋父女的卑微生活

　　他叫老宋，我4年前的采访对象，当时的他因感染艾滋病情绪低落，身体每况愈下。

　　4年过去了，我一直挂念，为了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从不敢轻易上门打扰。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12·1艾滋病宣传日，虽然4年没见，但电话一接通，他脱口而出“老周，真的是你啊……”

　　4年间，在当地艾滋病防治部门的关怀下，老宋和女儿晓玲坚持服药，身体几乎和普通人无异，晓玲也已升入初中，但父女二人看似正常的生活，实则卑微不已……

　　　患病十多年，他几乎夜夜失眠 

　　2012年上半年，因为一次日常的采访，我偶然间得知，在临沂某县某乡镇一小村落里，生活着一对艾滋病父女，穷困潦倒。当年11月28日，当地艾滋病防治人员乔士光带着我去这个家庭“走亲戚”。

　　“走亲戚”其实是临沂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对艾滋病病人进行随访。在公众对艾滋病还存在恐惧或歧视的社会环境里，防艾人员如果随访方法不当，很可能会导致艾滋病病人在当地暴露，以走亲访友为由是最常用的方式之一。

　　我依然记得初次见到老宋时的情景。他在村头等了一个多小时，看到我们时紧走两步迎了上来。后来想，初次见面时，我的一个正常的握手举动，让他打消了对我的防备，年近五旬的他，竟喊我这个当时只有25岁的年轻人为“老周”。

　　老宋是个可怜的人，和临沂很多被感染艾滋病毒的农村汉子一样，年轻时娶不上媳妇，直到36岁时才在云南讨了个媳妇，但在这场没有爱情可言的婚姻里，老宋的人生从此陷入绝境。

　　老宋也有过曾有过短暂的幸福，至少他在向我讲述2002年大女儿晓玲的出生时，脸上闪过为数不多的光彩。大女儿出生三年后，小女儿出生后不久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不幸去世。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第一次从电视之外听到这个词时，他万念俱灰。

　　至今，老宋已患病十多年，女儿晓玲如今已升入初中，老宋再说起这些时，仍然情绪低落，“我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想得最多的就是以后……”我知道，面对没有希望可言的以后，他夜夜失眠。

　　　“恶魔”在父女二人体内沉睡 

　　4年前，我见到老宋时，他精神很差，身体因病情每况愈下，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一查出病，他老婆就卷着家里的东西走了，再也没回来，一个人拉扯孩子十多年不容易。”一直与老宋打交道的防艾人员乔士光对老宋家境的没落感慨万千。

　　乔士光说，每一个和老宋一样的家庭都如此，这个病不只摧毁了人的健康，更是从精神上磨灭了人对生活的希望。乔士光说这句话前，我正与老宋面对面蹲在院子里，老宋的脸如同他家里的窘境一般，毫无生气。

　　“还好有老乔，要不是他一直对我和孩子的照顾，给孩子申请了救助，国家每年、每月都给补助生活费，我都不知道这些年该怎么过。”老宋说，他每年都会带着孩子去找乔士光查体、领药。遇上啥难事，心情低落时，老乔也成了他的“知心人”。

　　几年里，临沂多位防艾工作者不止一次和我说，在这些艾滋病病人、病毒携带者眼里，防艾人员是他们唯一可信赖的人，“他们是恐惧的，孤独的，心里背负着这个秘密一辈子，这种生活常人难以想象。”乔士光这样说。

　　不幸的老宋有时想，自己遇上了乔士光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在乔士光的嘱咐、监督之下，老宋和女儿一直坚持服药，“一天两顿，每次3个小药丸，孩子吃的多点……”几年间，乔士光的耐心与老宋父女的坚持服药，让“恶魔”在父女二人体内沉睡，两人和普通人并无不同。

　　“老周，你上次来家里的时候，我啥活也不能干。现在身体还行，干点农活没事，家里种了两亩多地……”老宋说这些时，语气里没了低落。

　　安慰对他来说，或许根本无济于事 

　　可老宋还是有心事，他又和我说了自己的郁闷、担心，“我是真想出去打工，看着人家在外打工一天下来能挣200多块，咱也想去，可没法去，你知道的，身体虽说没啥大事，可……”老宋不说，我也知道，是因为吃药。

　　一天不落地吃药，老宋担心被人问起来，“健康的人谁会吃药，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就吃几天，我天天吃、顿顿吃，谁看了都会问，咱到时候没法给人说。”不能出去打工也成了老宋的“心病”，他眼巴巴看着别人挣钱，自己只能守着二亩地。

　　不能出门打工困扰着老宋，他又自己安慰自己说，“不能出去也好，孩子总得有人照顾，我更怕孩子大了问起来，为啥自己要每天吃药。”老宋的的担心让他不敢多想，毕竟晓玲是个女儿，以后上学咋办、嫁人咋办？

　　晓玲如今在当地念初中，学习成绩不算好，老宋不在意孩子的成绩，他说孩子能好好长大就行，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了。老宋知道，晓玲从小没见过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他不求孩子多优秀，更何况背负着沉重“秘密”的他没有精力管孩子。

　　老宋说，自己就担心以后孩子上学住校，仍要吃药这件事，小孩子天天吃药，同学发现了更是麻烦事。乔士光在这件事上安慰过老宋，“到了县里上学我帮忙照顾，你别担心……”可老宋还是担心。

　　“能不担心吗？不能啥事都麻烦他，孩子总得长大、嫁人，我也听说了凭现在的医疗技术，就算以后要孩子，通过吃药啥的，也能生个健康的孩子，但这些没这么简单。”老宋一说起来，又心里惶惶。

　　不到10分钟的通话时间，我在最后不停安慰他，劝他看开，有需要的话找我、找老乔，他说“谢谢你，老周”……可我知道，这样的安慰对他来说，或许根本无济于事。

　　记者手记 

　　乔士光说，老宋父女这样的艾滋病家庭，在临沂并非个例。虽然社会观念在变，，公众对艾滋病、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减轻了，但这种减轻对于老宋来说微不足道。“没有人会真正接受这一个群体。”

　　我从乔士光口中得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他这几年帮14位贫困艾滋病病毒携带儿童申请了救助，虽然这只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但这意味着至少还有13个家庭有着和老宋一样，甚至更为卑微的生活。

　　在基层防艾人员眼里，这些家庭、儿童正在经历与病毒痛苦却无法停止的对抗，成人尚可通过随访、救助等方式，慢慢去接受，但这些儿童的未来让人担忧，更无法预料。

　　好在，我从老宋口里得知，14岁的晓玲和普通孩子一样继续接受教育，她虽然随着年纪增长了有了自己的心事，但并没有让老宋操太多心。可面对沉睡在她身体里的“恶魔”，老宋还是不知等女儿问起来时，自己如何去解释。

　　关于未来，老宋说，自己说了句“长痛不如短痛”，我知道这句话并非绝望，而是他想让自己狠下心别去想，“走一步看一步吧”，老宋坦言，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太难了。

　　鲁南商报记者 周广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