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谁是儒家型基督徒？

一、新的亲和关系

我们的眼光若回溯一百年，必将会发现最近这段期间是基督教、天主教与儒家相处最平和的时期。过去民众与外籍传教士、眷属、华籍教民激烈冲突的情况，是今日难以想象的。仅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一年之间就曾发生了七十七次教案呢！

知识分子更是反教的主导者。如以开明进步著称的郑观应《盛世危言》即批评基督教「剿袭佛老之肤言，旁参番回之杂教，敷陈天堂地狱之诡辞，俚鄙固无定论，而又创设无鬼神之说」。

社会菁英如薛福成、郭嵩焘等也如此。薛福成还上书李鸿章，说教士用钱财引诱民众，又用药迷惑他们的天性，使他们背弃人伦。他甚至庆幸中国的教案迭起，「虽然多事，犹中国之幸也。何也？以民之未尽变于夷也」。

王韬虽曾助译中文圣经，在英国牛津大学演讲时，亦以「孔子与基督」为题，但他仍以中国的儒者自居，并希望基督教向儒家文化低头。

其后「五四」运动兴起，热烈迎接西方文化的健将们，也不断反对基督教。朱执信、刘复、曾慕韩、胡适、陈独秀、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一长串的名字，都显示了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饱受批评的处境。

待民国十一年全国大规模的「非基督运动」之后，基督教天主教除了调整其传教策略、改善它与统治阶层的关系、加强与知识分子的沟通之外，「本色化」的工作也迄未间断。不只接受或融合了中国一般礼俗（如敬天祭祖）与价值伦理态度（如孝顺），也努力地在探索基督教义和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文化之对话与融通。

因此，近几十年来，天主教基督教界反而成为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探索者与解释者。天主教在台湾办的辅仁大学，除了罗光主教长期讲授、撰写中国哲学史外，更有方东美、王邦雄等人之讲学，有沈清松、傅佩荣、陈福滨……等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有中国哲学会。基督教所办东海大学，早期亦以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之发扬中华文化著称，其哲学系亦有蔡仁厚、冯沪祥等不少讲儒学的人，并发行《中国文化月刊》。相较于政府所办的台大、政大等校，这些教会大学在宏扬中华文化方面的贡献，非常明显。儒家与基督宗教的沟通与对话，在这些学校中也形成了悠久的传统。

这些，都是光绪末年或民国初年正激昂于反教护教情绪中的人士所不能想见的。

二、中华文化认同

基督宗教界人士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状况，似乎也因此而显得较高。

以吴经熊、罗光等人和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展望」这个题目的不同态度来看。自由主义、逻辑实证论、分析哲学、社会及行为科学阵营，显然就较常把儒家或传统文化看成是「前现代」且较具负面价值的东西。基督教天主教徒，本来西化者反而不然。

吴经熊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中曾从两方面破斥西化论，一是说：「在我国一般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对于西洋文化没有彻头彻尾的了解，而是把东西文化原属同一心源的事实，完全抹煞」，强调东西文化之同，且同源于良知。其次，他又说西洋人原始反终，当然应以基督之教义为依归，「我们的原始反终，则要以孔子与孔子所表彰的人性天道为目标」。未来固然应综合东西两方，本基督救世之苦心，行孔子自达达人之美意，但目前还不到综合的时候，应各自复兴自己的文化。

这是立场的说明。但站在这立场上，他对于儒家的解释，却是综合的。例如他解释「为天地立心」，就说天是神、是造物主。他既是主宰又无时无刻不在人心中，故兼有「超越性」与「内在性」。人则因